编者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胸怀世界，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探讨统一战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9月27日，上海举行“大团结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20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深入研讨。现将部分专家观点摘编刊登如下。

大团结精神的十个研究角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骏认为，基于上海市委统战部围绕大团结精神与学界紧密合作形成的一批初步研究成果，可以提出大团结精神的十个研究角度。一是大团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如无产阶级同盟军、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等。二是大团结如何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三是大团结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四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团结系列重要论述的理论创新意义，尤其是“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五是大团结的层次体系与方法论，例如实现“五大关系”的团结等。六是协商团结，例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等如何增进团结。七是民族团结，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等。八是社会团结，即现代社会如何克服分化、异化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团结、整合与凝聚等问题。九是国际团结，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十是大团结精神的凝练与传播，要借鉴伟大建党精神等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提炼原则和方法，把大团结精神表达好、把大团结故事讲述好。

大团结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伟大民族精神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姜义华认为，中华文明以实现“文明以止”为目标的人文本位，奠定了大团结最坚实最稳定的本体论基础。其次，大团结的认识论基础，是《论语·颜渊》《礼记·礼运》等经典中对于中国传统天下观的表述，而它们的核心则是人必须具有仁爱的品质。最后，大团结的方法论基础，是“中为大本，和为达道”。“中”，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立体性的思维方式。“和”，就是明确承认各种不同的要素是客观存在，并使它们互相配合，互相应和，相辅相济，结合为一个新的统一体。

大团结精神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漫长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建立中国大一统国家、形成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独立，帮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中国特色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和平、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因此，大团结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会是我们建立和发展国内国际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强大支柱。

构建自由、和平、繁荣的东北亚共同体

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室室长朴炳光认为，区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是全球趋势，为实现东北亚的共同繁荣和永久和平，地区国家应当更加积极关注和探讨建设东北亚共同体。而构建东北亚共同体，至少需要在经济一体化、安全合作、共同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交流等四个方面开展合作。

从1992年8月建交以来，韩中两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基于地理位置便利、经济互补和文化相似，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这些发展和成就可以成为东北亚共同体建设的典范，在东北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然而，构建东北亚共同体还面临一些障碍。韩中两国应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拓展合作空间，带头构建东北亚共同体。在东北亚国家之间，推动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少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青少年非常容易发挥灵活性，通过交流学习、增进了解，相信能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可持续安全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认为，近年来世界两件大事充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亟需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一是全球新冠疫情证明要通过各方协同，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防疫；二是俄乌冲突证明，可持续安全才符合有关各方的安全利益。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这四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世界意义。可持续安全的实现要避免权力政治和传统地缘战略误导，努力实现“海陆和合”。“一带一路”共建即是“海陆和合”思想的具体实践。可持续安全是“纲”，共同、综合、合作安全是“目”。

2024年是中国提出可持续安全观10周年，可总结相关理论与实践，继续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2024年还是甲午战争130周年。我们要呼吁，尽早结束目前欧洲、非洲的战乱。

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可成立联合国可持续安全委员会。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推动联合国在全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方面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政党政治文明的多样性与文明互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真认为，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政党政治文明存在多样性。它们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照而发展。

政党政治文明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党的政治理念、政党制度结构形式、政党关系格局、政党政治运行方式和目的任务。一是代表部分还是代表全体；二是轮流执政与长期执政；三是在政党关系格局问题上，多党相互倾轧、互相拆台，还是互相支持合作共事；四是选票第一还是全过程民主，关系到政党政治运行机制和目的任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目的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创造和发展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政党制度。这是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文明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在借鉴和汲取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式的民主”。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成就，可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不同于西方国家多党制的图景及镜鉴。

分化世界中的文明互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逊达认为，全球化把不同文明、不同性质的国家连接到一起，但没有消解各国之间的分化、矛盾及在安全上的担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全球文明三大倡议是一个整体，其思想基础是人类社会不同国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从实践性视角来说，文明互鉴要求我们在国际交往中看待一个国家时，要有一种二维的眼光，既看当前政策和做法，又看整体国家和文明特色。

中国是带头在世界上倡导文明互鉴并把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国家。倡导文明互鉴，一要坚持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这一衡量文明水准的根本标准，坚持共同价值和文明多样性的统一；二要坚持文明发展和文化价值的主体性，坚持走自己的路；三要认真学习借鉴各种文明中先进的做法，坚持制度的开放性；四要加强不同文明体、不同国家及广大人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坚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五要努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创造出一种人类社会新形态文明，为世界各国包容发展和共同进步创造条件。

文明互鉴理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发展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丰富其文明互鉴理念，至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内涵，包括文明共存、文明交流、文明对话、文明互鉴、文明相通等内容。2023年，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互鉴理论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文明互鉴理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发展，主要体现在创新性、系统性、人民性、开放性四个方面。其一，文明互鉴理论是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内容，它从文明合作而非文明冲突的高度来看待21世纪的国际政治前途和全球文明治理的重要性，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其二，文明互鉴理论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条件，有力补充了文明关系和国际体系的文明向度，具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其三，文明互鉴理论重视中外人文交流的丰富发展和世界各地的民心相通，增强了理论的人民性；其四，文明互鉴理论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同时注重与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交流，彰显了理论的开放性。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邢丽菊认为，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向世界提出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反映了文明的多样性、共通性、发展性、实践性特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基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指引。

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明以止”的文明观本质上是一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文明扩张或文化殖民主义形成强烈对比。

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丰富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具体内涵，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广阔空间。

全球文明倡议打破“西方中心论”等论调，为人类现代化绘就了新愿景。全球文明倡议主张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了正能量。全球文明倡议携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一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开辟了新路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华民族重塑的过程

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周平认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在深刻地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的同时，也使中华民族自身在此过程中发生一系列深刻而根本性的变化。中华民族的演进在经历了古代存在阶段、现代构建阶段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当代重塑阶段。文明转型的力量、民族复兴的力量以及党和国家政策的推动，构成了中华民族当代重塑的根本动力。在这样的时代重塑中，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在逐渐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持续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功能在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外在形象也将进一步改善，中华民族将成为一个凝聚力、竞争力和发展能力强大并受到世界各民族尊重的优秀民族。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是一个量变与质变有机统一的过程，目前正处于量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实现之日，中华民族的质变将全面凸显。中华民族这样的一系列变化，必将为民族复兴的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华现代文明的建设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条件和动力。

研究从出口导向转为进口导向战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总体上是围绕如何促进出口的战略来展开的。如今要实现转向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就要提高国内的购买力。但过去几十年的政策都服务于外循环政策和出口促进，国内的市场被抑制。进口促进的战略与出口促进的战略是反向的，但进口促进战略中，出口仍然重要。对于国内市场，如果不系统地改变出口导向战略下的低工资、低汇率、低利率，就无法形成强大的国内购买力。

如今面临的任务就是让国内巨大的人口规模变成巨大的购买力。第一，要放弃低工资政策。第二，人民币要升值。第三，利率要提高。美国经济学家Edmund S.Phelps提出了黄金法则——消费最大化情况下的投资率。在这种意义上，将出口促进战略转变为进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理论上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消费能力和社会福利来实现。因此，未来有一个重要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转变为进口促进的战略，其可行性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中国开放型发展的国际环境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幼文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五个变化：第一个变化，美国的世界角色改变，由积极推动开放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第二个变化，经济全球化倒退和分裂。世界贸易组织被边缘化、功能被弱化。区域化和周边化具有排他性，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第三个变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原来基于价值链的、由市场形成的分工体系受到了冲击。第四个变化，美国制定了对中国的战略竞争。战略竞争，就是要在战略层面上与中国竞争，维护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性战略地位。第五个变化，以数字经济革命为代表的世界产业革命，导致价值链分工的国际分工模式和开放性发展模式的条件发生变化。

面临新的国际环境，就要探索未来的开放模式，可能涉及这样几个问题：发展出口、投资、数字产业、跨境电商等。我们要找到内外两个循环的节点，对外开放是为了促进国内发展，国内发展是要建立对外发展的能力和渠道，这就是未来开放的基本思路。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效、经验和方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小平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政策沟通不断深化，“朋友圈”持续扩大，设施联通稳步推进，区域分工合作显著增强，资金融通规模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上升，文明互鉴持续走深。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政策调整，能够帮助我国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国贸易多元化水平。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渐进式开放理论的新实践，开创了对外合作推进新模式，成为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平台，为我国依托强大内需市场引领区域价值链构建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以长期均衡为目标、以贸易协定为载体、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融合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中国制度型开放与“一带一路”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黄新飞认为，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主张。10年来，我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践行全球治理中国主张的重要依托。

制度型开放是顺应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及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新谋划，以规制、规则、标准开放为目标导向，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相比于政策性优惠，制度型开放注重发挥市场与法治的作用，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和完善。制度型开放改善了营商环境，稳定了外贸和投资增速，促进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恢复发展。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国以申请加入CPTPP、DEPA为契机，推动制度对接和建设；强化自贸区制度创新功能，加快实行全面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把握“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机遇，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长期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曾峻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各个领域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创造，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开放性和生命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形成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第一，内涵拓展。各国都可以根据自身现实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等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途径。

第二，道路拓展。现代化道路是多元多样的，各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各自情况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实际的紧密结合，具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深厚底蕴。

第三，方式拓展。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追求。它们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各国实践中的方式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