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市人口规模性流动与更替，传统的问题和风险向难以预测的方向升级，社区中的传统邻里关系逐渐消解，而新的邻里秩序仍未建立。当不少社区进行治理的工具抉择、方式组合、模式创新时，基于联结关系的邻里感知、内化情感渐渐缺位，亟须通过团体式赋权以回归社区的本质。

团体式赋权，核心是参与权和治理权的赋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能力建设的过程。对个体而言，社区首先是一定地域内的生活居所。社区共同体是缘于“毗邻而居”而产生的关系效应，也是通过关系联结、情感归属搭建的互助有机体，隐含着行动与担当、信任与认同，体现着社区的邻里性。

回归邻里性的本质

在原子化社会中，社区居民参与的活动较为有限，面临着人际关系松散、互动状态无序的风险；在相识却不相近的关系中，人们又容易走向冷漠与疏离的极端，不利于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发挥。社区回归邻里性的本质，营造家园感等社区情感，日益显得关键。

观察一些治理实践，已有社区尝试“迎难而上”，针对各类型的治理顽疾，如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协调等，组建各类灵活团体，组织开展议事、志愿活动、收集意见等集体事项。

其间，无论是进行充分动员、激发自主性，还是保障参与权，都离不开权力的赋予。一方面，要精准把脉，即哪些事项属于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给予居民更多发言权；另一方面，要灵活制方，即研判顽疾治理的工具是否“对症”、治理工作取得了何种成效，需要给予居民更多评价权。

团体式赋权就是这样一种在集体互动中鼓励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解决治理难题的引导过程。在社区实践中，权力的赋予并不固定于某个微观个体，而是聚焦于某个团体。团体的规模或许微小，但能够围绕某项公共议题、某类群体的需求满足甚至某个利益矛盾的解决，展开团体性的对话，以此来解决各类纠纷，达到治理目的。

有温度的沟通与协作

当前，基层治理中存在社区动员低效的困境。要让更多人“协作打保龄”，需要在社区中挖掘多元动员方式，以驱动更多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以期营造良好的共治局面。其间，无论是单向的动员，还是多方的协作，本质上都涉及更多主体的利益关系。

利益需求是人与人交往的关键点。面对社区事务，多数居民倾向于基于自己的理念、运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各自的利益。然而，社区是共同居住的公共场域，涉及更多公共事务，必然要求居民具有公共意识、公共精神，通过一种有序的方式满足自身诉求。

这就要求赋权于团体，将部分决策权交由团体行使，由团体内部成员去汇集各方意见、整合更多人需求，并激励更多人逐步参与。居民通过参与和组织团体议事等活动，不仅能够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还能基于团体的参与感和成就感激发更多的建言献策。在有温度的沟通与协作中，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使命。

获得安全感信任感

社区的邻里性是社区的本质价值，是共同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何使社区在进行治理创新时回归“邻里如亲”的和谐家园，是基层治理亟须思考的命题。

新形势下，社区情感包括较为深厚的内涵：

其一为愉悦感和安全感。社区具有影响居民基本情绪的能力，也具有关注负责居民安全的义务。赋权团体促使更多居民关心社区事务，产生参与集体活动的兴趣意愿。同时，居民也在公共场域下生发了确定感和可控感，并由此获得安全感。

其二为归属感和获得感。社区居民在参与各类团体的过程中，逐渐会对邻里产生更亲密的感情，将社区视为共同的家园。除了居委和社工作为纠纷的协调者，居民也在更紧密的人际关系中产生了尝试参与的意愿。

其三为信任感和成就感。这来源于居民对社区事务的踊跃参与。当居民感受到被社区所需要时，将更积极、更有为地关心集体事务。当建议被采纳、难题得到解决时，居民还会进一步拥有信任感，并产生参与营造社区共同体的动力。

塑造可持续发展能力

共同体建设具有极其丰厚的时代价值。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治理的努力方向。

团体式赋权包含“个体—团体—集体”的功能跨越，并且当集体感已在社区有所显现时，还可以激发社区内各类团体的努力。

其中，赋权个体是居委赋予社区意见领袖、志愿者等个体治理权的过程，如“点”一般，增强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公共沟通；赋权团体是居委通过组建、引导各类团体，赋予其治理目标，如“网”一般，使其实现议事共治的功能。

在此基础上，各类团体具有自主挖掘社区治理需求的能动性，经由集体共治，打造更灵活的服务网络，以此来推动共同体建设。

新形势下，社区治理应将关注点集中在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塑造上。尽管社区共同体不必阻止人员的流动和开放，但共同体的价值文化、情感、精神意蕴是可以传承的。以团体式参与推进协同治理，“善治”便不再是愿景。

总之，通过团体式赋权，可以促使更多居民表达诉求、参与社区事务，进而助推社区情感生成与家园感营造。

（作者单位：AG百家乐官网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