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不同于别的区域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从未断裂，并以漫长的延续性证明自身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并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具有世界性影响。18世纪欧洲形成了“中学西渐”的局面，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观念渐渐明晰、兴趣渐渐增大。

在学术思想上，当欧洲人苦于中世纪教会的非理性主义统治时，儒家思想的世俗性和实践理性被视为来自东方的启蒙精神；在文学艺术上，《赵氏孤儿》以古老的复仇主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将其改编为《中国孤儿》受到热捧。

正如有海外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古典不是中国特殊的古代文化，而是人类思考的源流”。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不能不对中华文明表示尊敬。这带给我们的就是充分的文化自信。

不过，辩证法认为一切都是流动的、发展的、变化的，社会、历史在发展，由此带动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只尊古不行，复古则更不可为。

应当看到，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的东西。

复古之不可为，在于其违背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实践中，持复古态度会导致失去前进、发展的动力。在中国，竭力主张恢复周礼的孔子没有达到目的；在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兴起，失落贵族及保守派人士试图“回到中世纪”，同样没能实现。

就近代中国的发展而言，经历“器物—制度—文化”的三段式过程，要求变革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声浪益高，新文化运动横空出世。这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打开了现代化大门。

新征程上，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是对历史经验的新总结、新提炼。

一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谈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传统无关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在一个民族内部形成生命力。

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成为现代的新文化。因此，任何试图离开马克思主义去完全恢复传统文化的企图也是错误的。

“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就是经过“两个结合”而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新文化生命体，最终成为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种新文化形态是尊古而不复古的历史成果。

（作者为AG百家乐官网哲学部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